文/陈
温柔的袁老师
有一年，二姐从她的家乡来，谈论她家乡最激动人心的新闻。这是因为这个城镇已经穷困潦倒了一辈子。80岁的袁坤历尽艰辛，已经成为一名退休干部。二姐说，党的任期是从1948年算起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非常了解袁坤，而且我是他的学生之一。
老袁坤先生身高超过1.8米。他年轻时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英俊。他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有点女性化。例如，他说话轻声细语，还会织毛衣。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袁老师教我们班数学、艺术和音乐。他在课堂上很有耐心，说话轻声细语，反复强调他比女老师温和得多。正是他过度的好脾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怀疑。他的神经似乎没有正常连接。它似乎总是与普通人略有不同，但它让人们无法说出原因。
作为一名老师，袁先生应该很好。在小学，一个人可能会说算术，但是如果一个人同时教艺术和音乐，他必须有一些天赋。袁先生手风琴拉得很好。他边演奏边唱歌。他经常喝醉。当我们上音乐课时，我们就像在欣赏一场表演。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喜欢袁先生。虽然他很高，是学校里最高的老师，但他不会欺负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站在黑板上而惩罚我们，甚至不会因为我们打扫厕所而惩罚我们。
当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非常淘气。我们班的学生，有些来自城镇，有些来自农村，经常打架。有时在课间休息时，我们楼下的同学和楼上的同学互相扔泥巴。这不是对谁的仇恨，主要是乐趣。袁先生看到后，叫我们停下来，但他没有惩罚我们。如果其他老师看到了，他们会因为我们站在黑板下上课而惩罚我们。
我们刚读完三年级，学校就开除了袁先生。那时，我们不知道袁先生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的专业是当老师。当时，学校里的一些老师都是志愿军老兵，他们甚至小学都没毕业，但是教师培训专业的袁老师被开除了。我仍然不知道解雇袁先生的原因。那是某种无法形容的怀疑吗？上级有减少教师的政策吗？还不清楚其他教师是否同时被解雇。
当时是1961年，新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时期，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然而，在小学毕业后，我们仍然有正常的班级，没有减少或合并班级。然而，袁宁被“解雇”。
第11小时
袁先生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被解雇了，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时，一些工作仍然半饥半饱。小学教师每月20多元的工资只够买10多块“高级蛋糕”(类似于现在的芝麻饼)，所以他们不得不在下岗时等死。目前还不清楚袁先生是如何熬过那个时期的。直到有一天，街上一片哗然，说袁先生的表弟(妻子)跑了，独自去了贵州。那时，我们这里(原江北县的一个小镇)有些人再也不能生活了。他们跑到贵州，跑到贵州边境附近的綦江县，去追赶河流和湖泊。据说那些地方人少人多。他们走出了包谷，没有挨饿。一般来说，女人去那里，也就是说，在山区充当年长男人的表亲。
在我的记忆中，袁小姐的妻子也很高，看起来很好。她经常穿白色素色花连衣裙，和袁小姐很相配。然而，这位女士并不想和她的匹配老师袁一起经历。她独自去了重庆和贵州交界处的赶水或贵州，更喜欢去那里的山区，和当地一位年长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至于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袁先生无法与山区的单身汉相提并论，因为他已经下岗，没有能力谋生，也无法养活妻子。然而，山区的农民有有保障的食物，可以使人们生活。
袁先生连续两次遭受重创。他失去了他的生活来源，他的妻子和一个软弱的学者。他不知道如何生活。当时，没有私营企业，也没有新的自营职业者。此外，由于饥荒的蔓延，一些工矿企业被关闭和转移。袁先生能做什么？
袁先生终于生病了。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的全身开始肿胀。那时，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康复医院”来接收水肿病人。垂死的老师袁被送往康复医院。许多人今天被抬进来，几天后又被抬出去，但是他们没有被抬回家，而是被抬到荒山野岭去埋葬。街上的人都在议论袁宁，即使过几天他就要被抬出来了，大家都为这个好心人叹息。
三天后，袁宁没有被带走。十天后，袁先生仍躺在康复中心。整个冬天，袁先生都在那里。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暖和了，花儿也开了，袁小姐自己出来了。是康复医院的糠救了他，是顽强的意志救了他。
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袁先生在家乡菜市场旁边告诉我，有几次他濒临死亡，四肢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当他的思考即将停止时，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他突然想起有一个人让他放心地等着。这个人肯定会来找他，甚至会给他分配新的任务。袁先生的眼泪溢出来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出现。他不能只是去那里。袁先生强迫自己奋力挣扎，赶走了冲到床上的死神。
在社会的底层
幸运的袁老师开始了新的生活。夏天，许多人看到袁先生整天泡在河里。太平场建在山坡上。一条名叫方胜河的小河蜿蜒流过山坡。方胜河有一段是山溪，有锯齿状的岩石。这条河在这里变成了池塘。袁先生正泡在这些水池里，不时潜下去寻找藏在岩石缝隙里的鱼。
那时，方胜河非常清澈。河里的鱼有很多种，包括普通的鲤鱼、鲫鱼和“鲻鱼”，还有特别的“青波”(鲱鱼)、ragba(鲢鱼)和巴山(清道夫)。袁先生的水质很好。它最初被用于体育锻炼，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每天下午，他把钓到的鱼拿到街上卖，从2到3斤到7到8斤不等，每斤50到60美分。他几乎入不敷出。
后来，袁先生还养了几只黑山羊，每天带它们到河边的山坡上吃草。
冬天来了，袁先生不能下河，所以他在家里织了一顶帽子(像草帽的遮雨棚)、一个燃烧的篮子或一个竹篮。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手艺。我认为一个会织毛衣的人可能比普通人更容易学会做细竹条。此外，他还会画画和演奏乐器，这应该会更熟练。
当镇上的人当场去市场时，袁先生把竹制品放在大门口的街边，等着农民去买。当时，太平塘街全是瓦房，几乎都是清末民初修建的。当然，袁的房子也是临街的，前门是一排木门，可以一扇一扇地拆。显然，解放前是前门打开了商店。幸运的是，当上帝肆意掠夺袁先生时，他留下了一个居住的地方和一个与那些冲到市场的人交流的地方。
袁先生下岗后，靠这些技能活了下来。他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他的老母亲。经过艰苦生活的考验，袁先生的身体不再苗条，而是变得魁梧了。我见过他在河里抓鱼。他在水面上踩了一会儿，然后看着目标，轻轻地沉了下去。当他再次从水里出来时，他嘴里叼着一条鱼，手里拿着一条鱼。他跳上岸，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他的肌肉非常强健。但是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他还是会轻声细语，轻声细语，在行动中，或者带着一些女性化。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袁先生30多岁，不到40岁，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在农村出现了。袁先生注意到社会的新需求，开始专门画画和写作。画花、植物、昆虫和鱼的横幅，写比南山寿命长的红色对联，并打结。袁先生的主房间(客厅)的墙壁上覆盖着这些彩色的画轴。他开始卖画谋生。
因此，在现场，当来到市场的人经过袁先生的房子时，有人停下来，有人进来观看，有人付钱。农民们都称袁先生为画家。他们喜欢在有喜事的时候到袁家来画图选字，或者专门要求袁先生画或写具体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玻璃画开始流行，袁先生转向画玻璃画。玻璃画从袁的房子里流出来，流到农村的墙上，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艺术视野。
那时候，袁先生画画、卖东西，门每天都开着。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走进去，或者静静地看他泼墨，或者随便欣赏一下壁画，或者和他聊一会儿。每次经过他家，如果没有急事，我都要进去呆一会儿。当我遇见他画画时，我会静静地看着。如果他无事可做，就随便聊聊。
我也喜欢绘画。十几岁时，我也被当地人誉为“小画家”。当时，我天真地以为袁先生的画是辉煌的、平淡的、庸俗的。我不明白他在适应市场的需求。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我的家乡，当我度假回来的时候，我肯定会走上街头。这条街必须穿过袁先生的房子，他必须进入他的工作室看看。
袁老师认为我应该在美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并且总是鼓励我更加努力。特别是当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非常遗憾地听说我没有进入美术学院。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袁先生去了他任教的小学和当地的教育委员会。经过许多波折，他最终实施了这项政策，恢复了教师的身份，并被分配到另一个小镇教书。这时，袁先生已经过了50岁，才再婚并有了一个儿子。
从那以后，当我回老家过春节，和亲戚一起上街时，我总是看到袁先生家的门是锁着的，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在这个时候，它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景点”从街上消失了，一点点孤独会出现在我的心里。
在最危险的时候参加聚会。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位温柔而又有点女人味的袁老师竟然是一名地下党员。
在二姐告诉我袁先生的事情后，过了不久就是春节了。像往常一样，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太平场。一天，我碰巧在小镇的蔬菜市场旁边遇见了袁先生。袁先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留着白色的鬓角，一张布满皱纹的英俊的脸。但是他的身体仍然挺拔，而且他很健壮。
我说，袁小姐还是很坚强。他笑着说，我刚从医院出来几天，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身体已经不行了。他告诉我，幸运的是，现在政策实施了，享受退休待遇，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报销了。否则，20，000多的医疗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花时间问他，他的地下党员身份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大家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袁先生回忆说，1948年秋天，当他在一所师范学校学习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学校里的一位年轻教师K培养他入党的。当时，是重庆地区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因参与预先报告事件而被特工逮捕。k问袁坤，还敢加入吗，袁坤回答，你不怕我也不怕！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
K说，我并不是要求你做你想做的事，而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绝不在任何时候泄露党的秘密。袁坤用力点了点头。几天后，袁坤宣誓入党，成为师范学校党组织的成员，并参加了地下斗争。
一年后的一个秋夜，k老师从重庆市区回到学校，发现有人跟踪他。老师非常冷静。他回到宿舍，和其他单身老师打了一会儿牌。然后他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K老师悄悄地来到学生宿舍，把袁坤单独叫了出来。他对他说，我已经暴露了，我会马上离开，但你必须留下。你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不参加任何活动，不接触党内其他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暴露你的党员身份，静静地等待我的通知。记住，我一定会去找你。说完，同一个高个子老师K给了袁坤一个大大的拥抱，转身匆匆离去。
在回家的路上遇险
1949年12月4日，刘邓的军队扫除了杜山的残余敌人，径直开进了这座城市。重庆被宣布自由。袁坤的师范学校在新学校被拆除时暂时关闭，等待人民政府接受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回家等待。袁坤徒步从重庆郊区回到了太平场。除了石板大道，没有别的路了。中午时分，袁坤经过一个岔口，突然被堵住了。他询问自己的身份，并问他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袁坤说他是学生，现在回家了。但是那些人不相信。有人说他是一名逃离国家军队的士兵，也有人说他更像一名间谍。袁坤为自己辩护是没有用的，但他仍然被那帮人捆住，关在一间破屋子里。晚上，那些人又来提问了，袁坤仍然坚持说他是学生。审讯者生气了，用棍子和锄头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袁坤被打得趴在地上，站不起来，但他仍然在心里振作起来，并牢牢地抓住不放。他从未说过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该团伙不相信，说这不一定是残余的国家军队或土匪，他们会遭受更多。这时，有人用棍子打他的额头。他此刻是黑色的，立即陷入了昏迷。
第二天早上，当袁坤醒来时，破碎的房间里没有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躺着想了很久，只依稀记得昨晚的事。他迅速挣扎着爬起来，忍住疼痛，一瘸一拐地朝交易所的方向走去。走了一会儿后，他觉得回家是不对的。他只是转身向他的家乡走去。这时，袁坤觉得自己的头脑不太好，但他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想法，那就是，他很高兴自己经受住了考验，在严刑拷打下保持了沉默。他没有透露党的秘密，也没有透露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身份。
在回家的路上，他秘密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他的党员身份，而是保守保守党的秘密，静静地等待k老师的到来。无论多长时间，我们都必须等待。
年复一年，从学生到教师，到失业，再到回到教师的岗位，这样一个大圈子翻下去，他头上的黑发渐渐变白，强壮的身体渐渐衰弱，但袁坤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K老师的指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太平天国的领袖，当地的区和乡党委，以及他结婚后的妻子。然而，他总是记得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他在工作中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为人诚实。即使在他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而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生存权。
再次见面
2008年10月，北京某部门的一名退休老干部去重庆探亲访友。一天，他来到太平镇旁边的莲花中学革命事迹展览馆参观。这所中学是由重庆著名革命烈士王普和他的母亲创办的。这位老干部也是王普在复旦大学的同学。参观结束后，他深受感动，想起了那一年的许多事情，并向陪同他的太平镇领导询问了一个人的情况。他说这个人叫袁坤，他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似乎来自太平镇。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镇领导非常热情，他说当他回到镇政府时，我会安排居委会找一些老人问问。
居委会主任接到了镇领导的电话。当他听说他在找袁坤时，他说没必要问老人。我认识他。北京的老干部们只在太平镇的小会议室里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就看到镇领导带着一个高个子老人进来了。老人当然是袁坤先生。幸运的是，他从学校退休后，搬回了太平场，仍然住在旧瓦房里，否则他会再次错过。
袁宁楞了一下，突然放声大哭，这位老干部就是年轻的K老师，就是袁坤先生等了一辈子的那个人。他终于来了，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60年。k老干部首先紧紧地握住袁小姐粗大的关节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着他。k忍不住大哭起来。
当然，80多岁的金先生不会给袁坤分配新任务。他要做的是向当地党委和政府证明，袁坤确实在1948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随着这位相当级别的老干部的作证，袁坤成功地恢复了他的党员身份，他的党龄和工作年限从1948年开始，从而成为一名退休干部。这时，袁坤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长途旅行。
2009年春节后不久，袁坤再次住院，但这一次他没有再出来。
陈: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南安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