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从振
新居装修完毕，看着那镜面般洁白光滑的墙面，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又想起了老家的房子，似乎又看到了那凸凹不平的墙上的一道道发黄的水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过年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会买一些连环画，大多是一些电影中定格的镜头，花花绿绿的，倒也为土砖墙面增添了不少生气，也给我们那些七、八岁的孩子增加了许多话题。每到此时，我走东家，窜西家，看着画上的人物或风景，羡慕不已，总想我们家也能贴上这样的年画就好了。
我家当时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出工较少，加上父母看病，借了生产队不少钱，过年分红的时候，不但分不到多少钱，而且大多的时候还要找倒账。如此境况，哪有钱买年画啊!
为了过年有个新气象，过年的时候，哥哥便收集一些旧报纸，熬上一盆米汤，然后把旧报纸贴在墙上。报纸上也有一些照片和插图，尽管大多是黑白的图片，不像别人家的连环画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可整体看来，也有点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春节过后，雨水增多，由于屋漏，墙上的报纸被雨水浸湿了，风干后便留下一道道发黄水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像连绵起伏的群山，有的像一望无际的大海，有的像人物，有的像鸡犬猫狗，一幅幅图案仿佛水墨画似的，非常生动，给人无尽的遐思，只要你紧盯着那水印看几分钟，再发挥你的想象，保准你有新的发现。有时，我看着看着睡着了，睡梦中还会发出甜美的笑声呢!
别人家的连环画一成不变，而我家的“水印画”常变常新。自从有了这个发现，小伙伴们便常到我家来，与我一道玩“找图像”的游戏，一旦有了新发现便会惊喜地大喊大叫，这个说: “我看到了一条大河，你看到了吗?”那个喊: “我找到了一颗大树，你知道在哪里吗?”
往往由于视觉不同，想象力不一样，我们经常为那图像究竟像什么争论不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可过不了一天，我们又走到一起开始新一轮的争论。
一天，我又和隔壁的珍珍玩“找图像”的游戏，我指着一个水印对她说: “你看这像不像上山打虎的杨子荣?”珍珍盯着我手指的地方看了看说: “一点不像，倒像一个摇船的艄公。”
“这还不像?你看那高高扬起的柱子不就是杨子荣的马鞭吗?”我不服气地说。
“那不是马鞭，是桅杆。”珍珍据理力争。
“那黑影是杨子荣。”
“不是，是艄公!”
“你才是艄公!”我气得大声叫道。
“你艄公!”
“你艄公!”
听到我们又在争吵，两个正在拉家常的母亲连忙走进房里，拉开我们说: “你们两个小鬼又在吵什么?”
“她说这不像杨子荣!”
“就是不像!明明是个艄公!”
“好了，好了，都像，都像!左看像杨子荣，右看像艄公。”母亲们两边不得罪,会心一笑地拉着我们走出了房间，临走时，珍珍小嘴一翘，给我扮了个鬼脸，我也舌头一伸，回敬她一个。
我从小胆小，每当村里老了人，我吓得几晚都睡不好觉，更不敢一个人独处。有一次，村里又死了个老人。那天中午，父母到丧家帮忙去了，哥哥姐姐们也看热闹去了，我一觉醒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起初，我还以为他们都在家里，便睁着眼睛看那墙上的水印，看着看着，我发现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看，好像很熟悉，是谁呢?后来一想，哎呀!这不正是那个死了的老人的眼睛吗?我越看越像，越看越怕，顿时吓得我大声哭喊起来。
可此时家里一点回应也没有，我来不及穿鞋，光着脚丫跑到大门外大声哭喊着。左邻右舍的乡亲不知我家发生了什么事，立即聚到我身边问我哭什么。我语无伦次地说: “眼睛！”
“眼睛?什么眼睛?”
“墙上有眼睛。”
“墙上有眼睛?”
“是，是死人的眼睛。”
“死人的眼睛?”听到这里，人们似乎感觉到一种诡异，不觉有点胆颤。还是珍珍的妈妈了解我，笑了笑说: “又在看水印吧?”说着，掉头对邻居们说: “走，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眼睛这么可怕!”
我跟随大家走到房里，指着那像眼睛的水印说: “这不是?”
大家一看，不觉哄堂大笑，珍珍的妈妈笑着说: “这倒是像一双眼睛，不过不像死人的眼睛，而像铁梅的眼睛啊!”
铁梅是那个时代公认的偶像，她这么一说，大家马上附和着说: “是啊，是啊，这就是铁梅的眼睛!”
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当我想起这件事时，不禁哑然失笑。我常想，那水印其实什么都不像，既不像死人的眼睛，更不像铁梅的眼睛，是我的主观想象造成了我的惧怕心理，更是淳朴的乡亲们为了安慰我，消除我的恐怖心理而捏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我这憨厚可爱的乡亲啊!
时光如流，岁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说乡亲们都盖起了楼房，豪华的装修，丝毫不比城里差，为了不破坏装修的效果，乡亲们再也不贴连环画了，更看不到墙上的那种水印了。
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出戏，为了在乡亲们面前炫耀，竟害得惜春苦思冥想地画大观园。我常想，如果刘姥姥生活在现在，她又该作何感想呢?时过境迁，美丽的乡村遍布全国，一个惜春能画得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