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重视。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级教育公正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查询研究成果——《高级教育入学时机：改进中的距离》，通过对一些数据和查询，印证了教育不公正在当今社会的深入存在。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以为，阶级分化已经成为影响教育时机相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乡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
考卷一样选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选取分数低于乡村，这是我国高级教育招生选取准则的一大特色，也正是无数乡村考生的痛处。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选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能够上要点大学了。
最近，不少区域比如上海开始单独高考命题，表面上各区域的选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
杨东平说，“选取分数线的后边，真实起作用的是选取率，选取率决议了选取分数线的凹凸。”
除了由来已久的区域距离外，另一个距离——阶级距离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因为取得此类数据适当困难，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选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查询成果能够看出，低阶级家庭子女的均匀选取分数遍及高于高阶级的子女。总体而言，均匀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人、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工、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均匀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级子女，为571.3分，比农人阶级子女的均匀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赋闲人员阶级低35分，比工人阶级低26.2分。
可资印证的是长沙电力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的查询，成果也是，学生父亲的工作不同，其选取分数差异较大，农人子女的均匀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
“咱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乡村学生只要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或许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级的子女，能够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联系等非正常的手法完成入学。”
家庭布景影响教育时机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布景的子女在高级教育中入学时机的差异一直存在，且遭到教育方针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别的历史布景下，教育方针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要点歪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份额，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份额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康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规范被分数规范替代。工农子弟的份额逐渐回落，一起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武士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武士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武士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间干部阶级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持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时机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布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布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武士、知识分子家庭的总份额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份额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查询数据进一步显现，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级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人、工人和下岗赋闲阶级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级的子女的选取分数线低于低阶级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时机，较多地散布在要点校园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查询，在专业挑选方面，乡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抢手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挑选，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正合理其时
我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以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适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议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
社会的阶级分解是客观存在的，李春玲说，但教育不公正会加剧和加强社会的两极分解。
教育时机不相等，这种分解就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一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只危及社会公正，并且危及社会稳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不公正，方针偏向弱势群体家庭。但一些趋势显现，咱们这方面尚有不少短缺。
“在社会不公正的实际面前，教育准则有三种挑选”，杨东平说，一是主动保护社会公正，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歪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作不公正；而最差的一种便是人为地制作距离与不公。
但当时的距离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杨东平举例说，1980年树要点中学，1995年又推动建立1000所演示高中。“这是劫贫济富，树起一个竿，倒掉一大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要点中学。”
李春玲总结说，一方面是教育精英化，教育资源分配严峻不均；另一方面是某些校园教育产业化，从小学到大学热心搞经济创收，其招生规矩天然就会偏向富人和有权者。
杨东平以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公正合理其时，必须将教育公正作为教育公共方针的价值根底。“完全能够完成好的教育、相对抱负的教育，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歪斜。”
怎么改进和促进教育公正，课题组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改进根底教育阶段的城乡距离，如北京市正在修订相关教育方针，将首次取消城乡之别，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享受相等的教育待遇；二是改动要点中学准则，改进正在扩展的阶级距离，贯彻根底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这是减少高级教育阶段的阶级距离的关键所在；三是改革高考招生选取准则，不只要改动目前偏重大城市的招生名额分配，逐渐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均匀分配各地招生名额，并且要清除那些或许成为糜烂温床的准则和方针，如保送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等方针。
“政府应当是保护和促进教育公正的社会主体，政府行为的底线，至少是不人为地制作距离和扩展不公正”，杨东平说。